概要: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电影,把人们都引到电影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报刊搜集作文素材300篇(十四),标签:高三语文作文指导大全,高三学习方法,http://www.kgf8.com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电影,把人们都引到电影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 www.kgf8.com
6、不能人云亦云
冯至以诗人和学者闻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他醒目的位置。叶廷芳在9月16日的《文汇报》上撰文回忆了冯至先生的两三事,展现出一位大师的精神人格。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北大在西语系掀起了一股“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热潮。各个专业都忙着拟定自己的“重点批判对象”。德语专业的5个年级的一百多位师生集中在民主楼楼上的一间大教室里,大家几乎一致提出要以歌德为重点,因为歌德年轻时就欣然去朝廷做大官,不惜与王公贵族为伍,而且恩格斯也说他有“渺小”的一面。这时站在讲台上主持会议的冯至先生表现出一种难言的苦衷,但大家都在等待着他回答。最后冯先生不得不以深沉而诚恳的语调说:“同学们,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歌德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如果我们批了歌德,会伤害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伤害民族感情”六个字掷地有声,大家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动,会场上久久鸦雀无声!冯先生鼓励大家提别的作家,但个个目瞪口呆。这个由冯先生亲自主持的“大批判动员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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